為什麼我取消了ACEP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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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專業醫療機構有很多好處。會員可以與其他有相同興趣的專業人士建立網絡,組織可以提供許多教育資源和會議。參加專業醫療組織還可以讓成員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改善醫生的執業環境,改善患者的護理機會和質量。

20年前,我提交了ACEP的獎學金申請。我獲得“FACEP”稱號的那天,我很自豪。我已經達到了職業的頂峰。接受過住院醫生培訓,在兩個專業獲得過委員會認證,現在是“急診醫生、患者和公眾的主要倡導者”組織的成員。當政府官員和新聞機構尋求有關急診醫學的信息時,ACEP是他們的第一站。我是一個研究員在那個組織裏。

我加入了醫療法律委員會,認識了急診醫學領域一些最聰明、最有影響力的人。我記得第一次開會時,我坐在房間的後麵,心裏想:“哇。我不敢相信我是這個團體的一員。”多年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了我的導師,並與我建立了長久的友誼。隨著我越來越多地參與影響急診醫學的問題,我被選為醫療法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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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會議上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委員會提出的政策和建議似乎進一步促進了改善緊急醫療護理的目標。我記得我寫的第一份政策聲明是:一旦病人入院,入院醫生就對病人負有責任——即使病人在急診科被“隔離”。該政策幾乎沒有經過辯論就獲得了ACEP理事會的投票通過。從那時起,醫生可以使用ACEP的政策作為澄清住院政策的基礎,並可以使用該政策作為對他們未能積極管理入院後在急診科住院的患者的指控的辯護。我們確實在改善急診醫學的實踐。

不幸的是,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我提出了另一項政策:ACEP應該擴大審查專家證詞的道德程序,讓其他專業的專家也參與進來。目前,ACEP成員隻能對其他ACEP成員提出不道德的專家證詞投訴。一旦投訴提出,執行主任和一個或多個委員會將對其進行審查,然後提交董事會。如果建議采取紀律處分,被告可以要求就此事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可以出示證據,證人可以作證。然而,非acep成員無需接受審查。如果一名神經科醫生就中風的緊急醫療護理作證,該證詞涉及到急救醫學的護理標準,但神經科醫生不遵守與ACEP成員相同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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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政策得以實施,ACEP可能就沒有資格了紀律但如果外部專家提供關於急診醫學實踐的不當證詞,ACEP當然可以提供正當程序,並發出書麵譴責信。ACEP還可以將這種譴責通知專家的專業協會和國家醫學委員會。在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中,一名ACEP成員打風趣地說,ACEP目前審查專家證詞的係統類似於家庭警報係統,可以防範自己的家庭成員,但不能防範外部入侵者。ACEP的一位前發言人警告說,ACEP擁有超過2000萬美元的資產,這些資產可能會因受害專家提起的訴訟而麵臨風險。盡管如此,安理會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了這項決議,投票後人們歡呼雀躍。

什麼也沒有發生。ACEP總法律顧問的一封內部電子郵件哀歎道,在理事會投票之前,“暴民心態”占據了上風,“在那一刻,似乎沒有任何理性的東西能引起共鳴”。她認為,審查外部專家證人證詞的政策使ACEP麵臨重大法律風險,可能相當於“篡改證人”。如果是這樣的話,ACEP的道德程序已經等同於篡改身為ACEP成員的專家證人。認為審查不如實作證的專家可能等同於“篡改證人”的說法,也顯示出缺乏法律知識。對證人進行幹擾的指控的一個例外是旨在鼓勵證人如實作證的行為——這正是該政策的目的所在。幾年來,我給ACEP的執行主任寫了很多跟進郵件,詢問為什麼這項政策沒有實施。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我提供了一名神經外科醫生對一名急診科醫生的證詞摘錄,該醫生指出,在急診科插入腦室造口分流器是急診科醫生的護理標準。這位專家承認他從醫學院畢業後就沒有任何急救經驗。在收到這封電子郵件後,ACEP的總法律顧問表示,由於涉及“管轄權和潛在責任”的問題,ACEP決定不“執行理事會的意誌”。如果ACEP成員受到惡劣證詞的影響,他們的潛在責任是什麼?我記得我對自己說:“ACEP是真的在保護它的成員,還是隻是在保護ACEP我曾考慮取消ACEP會員資格以示抗議。在向我的一位導師表達了這個意圖後,她懇求我“請不要這樣做!ACEP需要人們喜歡你,敢於直言。”

在時任ACEP主席的要求下,我幫助起草了另一項政策。這項政策呼籲各州將涉及醫療專業知識的活動——例如專家證人證詞和保險公司醫生的保險範圍確定——視為醫學實踐。過分的證詞或過分拒絕為病人提供保險的行為可能會被州醫學委員會審查,並可能會對違規的醫生采取執照訴訟。據稱,ACEP得到了其他幾個專業組織的支持,據報道,ACEP董事會期待著實施這一政策。這項政策在議會會議前被擱置了。另一項袖珍否決剝奪了對急診醫生和病人的潛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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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草了一份關於醫生合同中的賠償條款的白皮書。賠償是一個法律概念,要求一方支付與另一方遭受損害有關的所有費用和費用。如果醫院因醫生的行為而被起訴,並且有賠償條款,醫生必須親自償還醫院與訴訟有關的所有費用。賠償條款也可以否定醫療事故保險的承保範圍。賠償協議對所有急診醫生構成重大的財務風險。請律師親自賠償你任何東西你會被嘲笑的。

保險公司甚至已經注意到了賠償的風險——一些醫療事故保險申請現在會詢問醫生,他們以前是否與其他方簽訂過任何賠償協議。我為ACEP寫的白皮書譴責了醫生合同中任何形式的賠償。盡管譴責其他要求ACEP成員賠償的人,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ACEP在自己的合同中要求賠償。今年早些時候,我受邀在即將到來的ACEP科學大會上提供三份關於醫療事故的報告。ACEP的醫生發言人協議包含一個廣泛的賠償協議,ACEP拒絕刪除。因此,我拒絕了邀請。我被邀請去很多地方演講ACEP一直是隻有組織要求賠償。

ACEP的醫療法律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製定政策,並就影響急診醫學實踐的法律問題開展工作。去年,委員會接受了一項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受訪者在六種性別認同和九種性取向類別中屬於哪一種,受訪者是否經曆過“歧視”,以及是否“需要更多的多樣性”。該調查沒有尋求委員會成員的工作經驗、專業興趣、研究或其他多樣性領域的信息。對這些調查問題的回答如何有助於醫療法律委員會完成其使命的問題不予考慮,並向ACEP理事會提交了一份修改後的問卷,沒有進行進一步討論。

我也對ACEP的留言板感到失望。按照多年前別人給我的建議,我有時會對不受歡迎的觀點“直言不諱”。然而,我也試圖鼓勵對這些觀點進行辯論。當我發布關於新冠肺炎治療的新信息時,有人警告我不要討論伊維菌素,因為它“太政治化了”。當我在後續帖子中提到“伊維菌素”一詞時,ACEP審查了我。ACEP成員在一些令人震驚的帖子中建議,拒絕接種COVID疫苗的患者應該被拒絕保險,甚至拒絕醫療服務,這些帖子沒有得到審查。當立場與ACEP的政治觀點背道而馳時,ACEP留言板上的學術辯論顯然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委員會任命過程中,ACEP要求每個成員同意對其他ACEP成員負有“受托責任”。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標準。信義義務是指每個委員會成員必須將所有其他ACEP成員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同意這樣的責任會使委員會成員處於一種站不住腳的地位。如果一個委員會的行動幫助了大多數ACEP成員,但損害了少數ACEP成員,該怎麼辦?委員會成員是否違背了他們對那些受到傷害的人的受托人“義務”?委員會成員是否對這些成員負有違約責任?委員會代表所有ACEP成員努力工作,但這個愚蠢的協議隻是ACEP尋求以犧牲其成員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另一個例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ACEP要求其成員承擔受托責任,而它自己卻不同意承擔這一責任。

我是其他急診醫學組織的成員,包括AAEM和ACOEP,這兩個組織似乎都更好地關注急診醫生和患者的利益。我最近續簽了這兩個組織的會員資格,但拒絕了ACEP的續簽要求。現在,ACEP回音室裏少了一個反對的聲音,少了一個歪曲ACEP多樣性統計數據的中年順性別白人。

ACEP曾經是一個偉大的組織,現在卻偏離了自己的使命。ACEP已經開始重視性別多樣性,而不是思想多樣性。通過審查與其政治意識形態相悖的觀點,ACEP更看重指令而非話語。ACEP似乎對促進ACEP的利益更感興趣,而不是促進ACEP成員國的利益。

我不能繼續支持這樣一個組織。離開ACEP就意味著我失去了夢寐以求的FACEP稱號。這也意味著我將無法在未來的ACEP會議上見到我的導師、朋友和同事。雖然我會懷念那些時光,但我也期待著幫助AAEM、ACOEP和其他緊急醫療組織更好地保護我們的職業、我們的醫生和我們的病人。

不同意這些觀點?給我寫信,我們可以討論一下。我保證我不會審查你。

作者簡介

資深編輯沙利文博士是伊利諾伊州中西部大學的急診醫生和臨床助理教授,是EPM的常駐法律專家。作為一名健康法律師,沙利文博士代表醫療服務提供者,並發表了許多關於醫學法律問題的文章。他是Illinois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的前任主席,也是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的醫療法律委員會的前任主席和現任成員。可以通過他的法律網站聯係到他http://sullivanlegal.us

15個評論

  1. 謝謝你的支持。願意這麼做的人太少了。政治化、種族和性別的醫學不再是醫學或科學,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2. 謝謝你博士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我很難過看到你或其他人經曆這些。醫學法西斯主義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剝奪了病人聽到所有治療方案的能力。不幸的是,醫學界已經“醒了”,我不確定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3. 丹•沙利文

    比爾,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我仍然是ACEP的成員,並且作為一個在中斷多年(多年前)後重新啟動醫療法律委員會的人,對您的觀察和經驗感到不滿意。你的舉動似乎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盡管這對ACEP來說是一個不幸的損失。

    祝你在旅途中好運,我希望你的想法能激發出一些合理的反應。

    丹•沙利文

  4. 泰德BURNINGHAM

    在閱讀你最優秀的文章時,我既喜歡你所寫的現實和真相,又為它感到悲傷。我的一個兄弟向我致以最高和最溫暖的問候。我自己是一名中年白人計劃生育醫生,在美國三個州的農村地區從事臨時醫療服務。你所描述的準確和強調的觀點是非常公正的,冷靜的,深思熟慮的……這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考慮到你從ACEP得到的艱難的,有偏見的,自私的(因此是情緒化的)動機和待遇。究竟是什麼時候?為什麼?那些擁有治愈病人的神聖特權和責任的專業組織用政治聯盟取代了他們最有價值的成員,而這些政治聯盟既不分享也不重視我們這些人的使命或利益?你的文章寫得非常好,突出了美國和全世界以及每個組織中更深刻、更可怕的現實和疾病的另一個症狀,而不僅僅是在醫學界。

  5. 感謝大家對這一艱難決定的評論和支持。我對這個決定及其後果並不掉以輕心。我有信心,我可以爭取其他專業組織的支持,以更好地促進急診醫生和我們的患者的利益。30多年來,Mark Plaster和EP Monthly一直在幫助實現這一目標,我鼓勵大家繼續支持這本雜誌及其使命。

  6. 比爾,謝謝你的想法,包括你的批評。當一個組織犯了這樣的錯誤,
    批評至關重要。我完全理解,並且認為你關於處理專家證詞的建議非常有道理。(作為專家證人,我在自己的案件中看到了很多糟糕的證詞)

    和你一樣,我在ACEP委員會工作了幾十年,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也在一些問題上抱怨和批評ACEP的政策。ACEP的領導層可能又聾又啞。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為什麼辭職。但是,這是底線。
    你說的是真的嗎?(例如,或者,就像在一場政治辯論中,你太沮喪了,以至於無法看到另一個角度?)

    在這些問題上,你們一直是領導者,因此,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無論如何都會尊重你的回答。

    但我確實有一個勸告/問題要問你們和ACEP。如果情況有變,你會回來嗎?
    希望ACEP的一些高級領導人會做出回應,或者如果你願意考慮,我會幫你問他們。

    • 托尼,
      這些年來,我很高興與您合作。就像我在文章中所說的,我將在未來懷念這些互動。
      我不能說我永遠不會回到ACEP,但ACEP的行動和政治活動使它偏離了這種可能性,也使它遠離了它建立的原則。不幸的是,ACEP領導層的疏忽導致該組織走到了這一步。
      必須要有改變的動機,而ACEP根本沒有這種動機。ACEP已經失去了重心。也許不同意ACEP行動的成員失去會費可能會提供改變的動力。時間會證明一切。

  7. 沙利文博士。
    讀起來很難過。你的文章很有趣,有很好的支持和解釋。我就是其中之一。曾經的夢想家。就像你們一樣感受和思考我的職業和專業,把我的夢想和理想放在ACEP上,找到或成為我多年前共同創立的ACEM的燈塔,現在的感覺。幾乎一樣。你並不孤單。大多數成員甚至不打算站起來,舉手發言,為被機構和其他專業尊重、有用和善待的價值觀、理想和夢想而戰。他們很容易為自己的利益說話,隻考慮他們眼前的利益。以我們的專業知識為基礎,提高質量和服務標準,並已被調整為下調,以保持工作作為一個商業問題,而不是加強他們的職業,以治療,拯救和有效地照顧處於風險中的人。
    政治造成了太多的破壞。已經腐蝕了大多數專業人士的靈魂,現在的聲音是冷漠的,微妙的,恐懼的,無法讓我們離開麻煩的道路,重新定向到共同健康的真正願景。
    尊敬的鞠躬和來自哥倫比亞的感謝之聲。
    Eliecer科恩
    (仍然是國際ACEP成員)。

  8. 我有幾句話要說(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尋常的位置),因為我把您視為我在事業(和生活)中尋求指導和方向的人之一。作為伊利諾斯州分會的當選主席(你曾經擔任過這個職位),我隻能說,雖然你的決定讓我感到難過,但我很欣賞傑斐遜的觀點,即你不能同時成為問題的一部分和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然而,我希望你們的決定能像傑斐遜一樣帶來改變,希望你們重新投入,幫助改變發生,如果改變發生,你們也要繼續參與。我想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成員機構的工作人員扮演什麼角色?你在電子列表上提出的所有問題,從內部委員會的行動到審查(我在新冠疫情期間也經曆過——來自相反陣營),都是工作人員的行動,而不是成員領導的行動。我希望監督這些工作人員的成員領導人能夠響亮而清楚地聽到你們的信息。

    與此同時,我們會想念你的。

  9. 傑弗裏·休斯,醫學博士

    為你的勇氣喝彩。我最近被迫結束了25年的職業生涯,因為我甚至在接種疫苗後質疑疫苗的有效性。我要報名參加AA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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